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放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妖精的尾巴之风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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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婆婆嘱钟书写信劝阻这门亲事。叔父同情我的婆婆，也写信劝阻。他信上极为开明，说家里一对对小夫妻都爱吵架，惟独我们夫妇不吵，可见婚姻还是自由的好。钟书代母亲委婉陈词，说生平只此一女，不愿她嫁外地人，希望爹爹再加考虑。钟书私下又给妹妹写信给她打气，叫她抗拒。不料妹妹不敢自己违抗父亲，就拿出哥哥的信来，代她说话。

致我的男友2

唐雅明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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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圆缩着脖子做了个鬼脸说：“妈妈这只饭桶里，只有几颗米粒儿一勺汤。”我给她说得笑了。她安慰我说：“反正不要紧，我把你安顿在客栈里，你不用认路，不用乘车。我只能来来往往，因为我得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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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书的妹妹到了爹爹身边之后，记不起是哪年，大约是1944年，钟书的二弟当时携家住汉口，来信报告母亲，说爹爹已将妹妹许配他的学生某某，但妹妹不愿意，常在河边独自徘徊，怕是有轻生之想。（二弟家住处和爹爹住处仅一江之隔，来往极便。）我婆婆最疼的是小儿小女，一般传统家庭，重男轻女。但钱家儿子极多而女儿极少，女儿都是非常宝贝的。据二弟来信，爹爹选择的人并不合适。那人是一位讲师，曾和钟书同事。钟书站在妹妹的立场上，妹妹不愿意，就是不合适。我婆婆只因为他是外地人，就认为不合适。钟书的三弟已携带妻子儿女迁居苏州。三弟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这时不在上海。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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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明了电话那边传来的话，很抱歉没敢问明开什么会。按说，钟书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又是大病之后，而且他也不担任什么需要他开会的职务。我对钟书说：“明天车来，我代你去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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