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地震亲历者，我非常能体会5 月12 日的汶川特大地震，给国人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和苦痛..
30 多年前，1975 年2 月4 日，辽宁海城发生了里氏7.3 级大地震，我的家乡营口市就位于地震中央，房屋倒塌非常严重，年仅15 岁的我被埋进废墟里，好在当时住的是简易防震棚里，我的家人包括我的爷爷奶奶、父母兄弟，都顺利从废墟里爬了出来，在还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通过“自救”的方式，得以幸存。
　　地震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也是地震灾害后的流行病——流行性脑炎，当时俗称流脑，房子倒塌，没有任何依靠的我们只有靠军队和政府的救济生活。我当时是在辽宁省沈阳军区部队救济医院的帐篷内接受治疗的，在医务工作者的悉心照料下，两周后，我得以顺利康复。
由于地震时正值东北漫长而寒冷的冬天，这给救援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取暖和吃饭是救灾中的重中之重，尽管政府和军队迅速投入到救援活动中，军人、警察和医务人员倾力参与，但是仍有许多老百姓生活非常艰苦。当时政府给了我们棉衣、粮食，并且给了灾后的住房生活补助，但生活还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才能深刻地体会到这次地震给四川当地老百姓带来的巨大的苦难，所以我在此呼吁社会各界特别是我们直销界能献出自己的爱心。
而我自己主动捐款后又动员我的全家去捐款，我让我的父母、孩子都亲自去相关部门直接献出自己的爱心。在我所负责的公司里，我也积极号召员工们进行捐款活动，虽然没有像某个企业那样，责令大家必须捐款，但是我的员工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来。同时，我也号召行业能派人深入灾区进行心理方面的辅导，从精神层面支援灾区建设。
　　在1975 年那个年代，灾情发生后，政府能迅速对灾情做出反应，并积极进行抗震救灾，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这次汶川大地震，我们政府较之上次更加迅速地做出了有效反应，充分表明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在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国家也逐渐强大，对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重视。
而在国际救援和媒体报道方面，更加证明了社会的进步。海城地震的时候是没有国际救援的，新闻媒体报道也远没有此次报道得及时。而在这次灾难中，温总理曾经在重灾区映秀镇主持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他相信广大新闻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会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灾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公民可以自发地组织起来，广泛参与救灾，国际救援力量可以直进灾难现场，信息这样流通，这样透明。
　　在救灾中，我看到了广大灾民对生命的渴望超过了任何时候，也看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老师为救学生一次次地跑进废墟，年轻的母亲用身体去遮挡婴儿，瓦砾下的孩子们相互鼓励对抗死亡的迫近，看着网络、报纸和电视上的图象，我感受到了浩浩荡荡的爱——除了亲情，还有人类无私宽厚的大爱，灾难到来之前，也许大家素昧平生，但是灾害来了，大家都拧成一股绳，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全国上下，空前团结，民族凝聚力空前强大。全体人民包括国际上的华人，还有文艺界、体育界、企业界等都在用行动诠释出人类的赞歌。伤痛带来了改变，但也带来了转机，海城地震是我人生中巨大的转折点，也是成长经历的一个关键，是自我成长的一次磨砺，让我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直到今天成为一名教授，一名对中国直销理论有所建树的学者。所以，我相信在四川，在灾难发生后，也会成长出无数的栋梁之材，去建设我们的祖国，去描绘灿烂的明天。